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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统治者除了对人和抗日爱国人士实施各种酷刑外，还以许多理由和托言、乃至没有一点理由和托言，对我国东北各族人民施以各种酷刑，给他们的身心形成毕生损伤。

  伪满时期，宽城县的日伪军到亮甲台街搞“检举”，把全庄人围在一同，让所有人都张开嘴，逐一查看，看谁牙白就抓谁，理由是，但凡牙白的都是八路军，因为八路军爱刷牙。

  1937年1月，在孙吴县平顶树修飞机场的一位赶大车的我国劳工因没给日本人行礼，居然被活活打死。

  被判无期徒刑的东兴县农人装备宣扬供应组的殷振乐在《我是“巴木东大检举”的见证人》一文中回忆说，在宣判木兰县的农人张永春时，日本审判官问:“抗联在你家吃什么啦?”答曰:“豆包。”又问:“吃几个?”答:“吃10个。”审判官说:“吃10个，就判你10年。”

  由此可见，在日本人的眼里，我国人仅仅他们手中任意凌辱糟蹋和捉弄的目标。在伪满洲国,酷刑恰似悬在人们头上的白，随时随地会落在无辜的人头上，人们不知道会因为什么挨揍，魔鬼的惩罚如影随形，让人无处可逃，无处可躲。

  1938年11月，日伪在承德制作“救国勇士团”假案，在伪热河省境内进行大拘捕，共有680多名我国人被捕。承德市抓了300余人，赤峰抓了100名，建平抓了70多名，承德县抓了130多名，下板城抓了30多名，滦平抓了30多名，隆化抓了20多名。这些人中年纪最大的70多岁，是原姜桂题部退役中将曲中义(别名曲海臣)，家住本德市二道街子，本已在家赋闲，也被抓捕受酷刑。年纪最小的15岁，是一个在上板城街头讨饭的男孩，也被当作八路探子抓捕来受刑。

  对这些被捕者，日伪动用灌凉水、跪刺木头、滚雪地、压杠子、坐老虎凳、上电刑、手心钉钉子、火钩烫、灌火油掺辣椒水、竹扦子夹手指等各种酷刑进行严酷糟蹋。

  1938年，日伪在建筑宽甸县长甸乡拉古哨水丰发电站时，从各地骗招和强抓了四五万劳工服苦役。他们吃的是发霉的食物，住的是冬不御寒、夏不挡雨的工棚，却从事着深重的超负荷的劳作，受着日寇严酷的役使和令人发指的虐待。劳工们干活稍稍慢点儿，要挨揍，有病上不了工，也要挨揍，监工们可以用任何荒唐的理由糟蹋劳工。

  有一次，一个劳工因劳累过度，真实支持不住，干活略微慢了些，立即被活活打死，尸身被扔到鸭绿江里。劳工刘生友因闹肚子多去了几回厕所，监工就说他偷闲，把他打得半死，两天后刘生友不幸身亡。还有一次，一个劳工提了点儿定见，就被视为“犯法”，竟被活活地吊死了。

  1972年在拉古哨开掘出的几百具劳工骸骨中，发现有6具骸骨是用铁丝串在一同的，有5具骸骨的牙齿悉数被打掉，有3具骸骨的手被铁丝捆着，有1具骸骨从脖子到脚，周身缠满了铁丝。有1具骸骨的肋间，扎着一把匕首。此外，还有一些戴着脚镣手铐的骸骨，这说明这些劳工在活着的时分都遭到了非人的拷打糟蹋。

  1944年2月上旬，扎赉诺尔日本宪兵分遣队在审问原海拉尔间谍机关的密探--蒙古族男人扎勒次达勒的时分，得知在嵯岗站西边约12公里处的蒙古族村庄村长加昂巴拉加昂基等8人，是苏联谍报人员的联络员。

  满洲里日本宪兵分队队长森三吾得知这一状况后，立刻带领部下拘捕了上述人员进行审问，成果发现扎勒次达勒的招供其实是因为受不了酷刑屈打成招的。尽管如此，森三吾因忧虑宪兵的“威信”和“成果”会受此影响，就与其上司--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长松本满贞中佐合谋，将加昂巴拉加昂基随便编形成谍报人员，与扎勒次达勒一同，送石井细菌部队杀戮了。

  1944年9月下旬，驻抚顺日本宪兵队以“烈风作业”为代号，在奉天日本宪兵队的帮助下，对捏造出的所谓地下组织12名成员予以拘捕。通过酷刑拷打后，在已明确是抚顺宪兵分队宪兵曹长北泽为贪功，使用奸细翻译于某某捏造假情报的状况下，依然于11月初将这12人悉数杀戮。

  在旅顺刑务所，日本看守常常无故殴伤我国“监犯”。有一次，一个我国“监犯”因吃了剩饭，被看守发现后,遭到一顿暴打,先打嘴巴子,又把“监犯”的裤子脱下来用竹条打，打了半个多钟头。1943年，在务所“服刑”的孙元芳，因吃了剩饭，被日本看守高野熊人打了30便条,都被打烂了。

  蒲成良一家从山东逃荒来到旅顺，住在日本旅顺刑务所(元宝房)邻近。有一次，他14岁的小侄子浦水生到外面弄了点儿黄泥回家抹锅台，被监狱的日本看守抓夫，说是动了监狱的土，他们把浦水生的脊椎骨打碎了，后来孩子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